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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静默的革命”:重塑人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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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在香港“黑暗岁月”的所有贪腐故事中,最让人痛心的,其实不是当年的总警司葛柏贪污了437万港元。今天,我们的心理阈值已经大大提高,即使贪污4370万港元仍不过“神马都是浮云”尔。最让人痛心的,是现年70多岁的李女士对当年的一段回忆:
  “当年公立医院每日住院费只需‘两蚊(两元)’,但每名孕妇则要准备好多个‘两蚊’,用来打赏给推她们到产房的阿婶,否则便会被人用力推撞,阿婶更会‘转手’,推到转弯位便会由第二个来推,又要‘畀两蚊’,摆杯水、摆条毛巾又要再畀。”
  反贪教育,走进寻常阿婆家
  公立医院产科的阿婶,不就是原本最慈祥、最有爱心的邻家阿婆吗?
  如果说,高官贪腐,是一只苹果在果核部位发生了腐烂;而当最底层的百姓也开始卷入其中,那就是腐烂已经从果核蔓延到了果皮。
  那个年代,香港的腐败早已不是官员和警察的专利,廉署面对的巨大挑战,是腐败已经像瘟疫一样渗透进社会各个层面,呈现为“群体性”或曰“社会性”的腐败。
  记者有位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,他的阿叔当年是房屋署负责验收新楼的官员,在廉署成立前突发心脏病,住进了医院。捡回一条命后,房屋署给他换了一份闲差。后来他告诉家人:心脏病真是救了我的命!要不是因为心脏病换了闲差,我肯定会进廉署“喝咖啡”。那个年代,验收房屋哪有不拿红包的?你不拿,换一个人照样拿,同事还会排挤你。
  也许,产房阿婶的‘畀两蚊’,只是为了她在医院门口摆早点摊的儿子可以凑齐给巡警阿sir的“茶钱”?
也许,社会不公,也会遵循物理学的“动量守恒定律”而传递下去,压榨出新的不公?
  曾有学者警示说:“腐败在英语中的基本含义在字面上是‘分裂成许多碎片’。这就是一个腐败国家的命运。”这真是何其不幸,在民众分担着贪腐带来的越来越重的经济成本时,政府则为贪腐的横行而支付越来越高的政治成本,直到亮起公信力“赤字”的红灯,危及政权的安危为止。
  而法律就像狮子,无论睡多久,终会被民众的呐喊唤醒。
  廉政公署社区关系处,就“天降大任”于这样一个人心破碎的时刻。它是廉政公署三大处里组建最晚的处,却不是职员最少的处,如今拥有近200名员工和7个分区办事处,使它成为与香港市民联系最紧密的部门。反贪污教育,从此开始走进社区、学校,敲响邻家阿婆的门扉。
  水滴石穿,廉洁诚信重构社会文化
  在香港东铁线九龙塘站,记者看到一幅廉政公署新推出的公益广告:“贪污,令一切化为乌有”。
  已经被誉为“廉洁之都”的香港,仍然坚持不懈地向大众宣传廉政文化。
  在廉署社区关系处下辖的两个科里,社区关系一科,主要负责大众媒体的廉政教育和宣传,通过广告、网络和电视剧集,宣扬肃贪倡廉的信息。社关处每两至三年推出5集系列剧《廉政行动》,因为取材自真实的最新侦破结案的反贪案件,而且是在廉署实景拍摄,因此收视率每集超过100万人次,广受民众欢迎,去年还首次在中央电视台播放。而社区关系二科,则透过下辖的7个分区办事处直接与市民“面对面”接触,深入社区推行倡廉教育,并接受贪污举报及解答有关贪污问题的查询。该科还负责与内地相关机构进行非调查事宜的联络。
  近37年的日积月累,近37年的水滴石穿,终令香港社会移风易俗,重建廉洁诚信的社会文化。越来越多的普通香港市民对贪污“零容忍”,从法治的“不敢贪”、制度的“不能贪”,到基于品格素养的“不想贪”。
  对此,廉署专员汤显明有着清醒的认识。在电影《岁月神偷》获得去年香港金像奖后,有报章评论说,“岁月亦偷不走贪污。”于是他在博客上写道:“这说法不无道理,社会不容忍贪污并不代表贪污已然绝迹。廉署成立之初,接获的举报约55%是针对纪律部队成员的,近年来这方面的举报已跌到12%左右,集团式贪污不再存在,涉及的只是个别人员,而政府部门也各自设立了‘诚信主任’的岗位,和廉署合作推广诚信建设。这些年来贪污已经受控,但我们知道野火烧不尽。”
  是的,即使在香港这样的“廉洁之都”,贪污也并没有销声匿迹,“但你和ICAC联手,可以驱走罪恶。”汤显明先生说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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