宝 鼎 之 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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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宝 鼎 之 子
 
  时间:2011/11/10 点击量:2847 来源:攀煤公司  作者:洪计懋 何青明  
 
 
 

  在攀枝花市宝鼎矿区有这样一位共产党员,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快40年了,然而他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矿区人民所遗忘,反之,攀枝花人民一直记着他,记着他为宝鼎矿区所做的一切。
  “你悄然倒下,竖起一座丰碑,你静静睡去,留下激情燃烧的背影,你把群众装在心里,人民把你高高托起,青山埋骨,忠魂涤荡岁月不朽,宝鼎长眠,精神穿越时代长青”。这是在2011年9月19日,“永远的忠诚”——感动攀枝花的十位共产党员电视颁奖晚会,对他的颁奖词。
  他就是2011年9月被攀枝花市委评选为建市四十六年来,感动攀枝花的十位共产党员其中之一,原宝鼎矿区第一任党委书记——亓伟。2011年10月也正逢他100年诞辰。

  1964年5月,党中央根据国家经济建设需要,作出了开发攀枝花的战略决策。同年11月,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、薄一波对攀枝花地区进行了全面实地考察,并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做出了汇报,说明了宝鼎矿区储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。而后,来自全国28个地区的煤矿职工,包括25个民族的4000多名建设者,告别家乡,告别亲人,齐聚金沙江畔,汇集宝鼎山下。
 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历任云南省煤管局副局长的亓伟主动请缨,开发建设宝鼎煤田。他辞别妻儿,离开了四季如春的昆明,来到攀枝花,担任了宝顶山(攀煤公司前身)煤矿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。
  亓伟---1911年10月,亓伟生于山东莱芜县,1938年1月参加革命,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八路军中当过战士、班长、排长、司务长、供给处主任等职务。1943年起历任山东解放区泰安县长、华东工商干校校长等职务。全国解放后,他先后在山东行政学院、山东矿务局、华东煤管局、煤炭部徐州基建局等单位任职。1958年到云南省,先后担任省煤炭工业厅副厅长、党组书记、云南煤炭工业管理局副局长、党委副书记等职。
  196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是没有攀枝花这座城市的,当时这个地方属于荒山野岭,不毛之地,没有路、没有水、没有住处、更没有电 。
  然而,每当亓伟爬上了海拔1900多米的宝鼎山上的时候,但见雄鹰在脚下盘旋,白云在身边飘荡,顿时豪情壮志充满胸臆。便对身边的同志说:“攀枝花很美”。周围的同志都感到不理解,对亓伟说:我们怎么看不出美呀!我们看这里是穷山恶水啊。
  亓伟却说:你们看不出来美在什么地方吧?宝鼎山下埋藏的是什么东西呀,是煤!这不美吗?你说金沙江这个水恶吗?炼钢没有水行吗?煤矿没有水行吗?所以说我是看好这个地方,我死了以后也要埋在这里。
  正是这位山东大汉眼里的“美”,促使他决心用毕生的精力来建设攀枝花,建设宝鼎矿区,亓伟不仅说到了,并且做到了! 


  1965年春,宝鼎矿区的建设全面展开。面对众多建设者的是:“上有蓝天一顶,下是荒山一片”。放眼眺望,只见峰峦重叠,山山相连,沟壑纵横,草浪莽莽,百里方圆不见村庄。开始进来的一批工人,露宿在荒山野岭。后来,虽然搭了席棚子,仍然是不遮日,不挡风;白天烈日烤,夜晚蚊虫叮。他们睡的是用树干拼起来的杠杠床,喝的是一盆盆从金沙江里端上来的泥浆水。再加上气候多变,许多人一度不适应环境,有的嘴唇裂了,有的头昏气喘,职工队伍出现了波动。
  在困难面前,亓伟认为:往往物质的东西非常缺乏的时候,精神的东西一定要饱满,于是亓伟开始从抓职工教育和学习入手。他利用工余时间,组织矿区领导以及各级干部和工人,学习毛主席著作“老三篇”,即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愚公移山》和《纪念白求恩》。大讲“愚公移山”精神,大讲大庆工人阶级的英雄事迹和大讲加快宝鼎矿区建设的重大意义。他说:“我们眼前这点苦,比起红军爬雪山,过草地,吃草根,咽树皮来,算不了什么。大庆人冒严寒,占荒原,练了人,出了油,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。我们要以红军和大庆人为榜样,吃大苦,创大业。”亓伟说到做到,以身作则,和工人同住席棚,同锅吃饭,带领工人同天斗,同地斗,使广大职工树立了“天大困难脚下踩,扎根宝鼎把矿建”的思想。正气上升了,学习的风气好了,人们统一了思想,大家的思想情绪稳定了。从此,矿区里早上便有了读书声、歌声、出操的口令声,职工们那种革命精神劲高涨起来了。
  从宝鼎煤矿上马的那天起,攀枝花的第一个电厂也即将建成,需要用煤。早日拿出煤炭,保证电厂发电,就成了当时加快生产建设速度的一个重要课题。但是,按照矿区总体设计方案,无论先上那一对矿井,至少需要二、三年时间才能建成。怎么办?是按照矿区总体设计,按部就班,坐等条件,还是从革命的全局出发,创造条件尽快拿出煤炭?矿区党委经过调查研究,决定集中兵力,首先恢复小宝鼎矿的生产。
  小宝鼎矿,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建设起来的一个年产三万吨煤的小煤窑,一九六二年就匆匆下马。当时,小宝鼎煤矿(原宝鼎煤矿)只有主巷道130米,副巷道60米,回风道120米,已经封闭了3年。乱石成堆,茅草丛生,巷道多处倒塌堵塞,修复的工程量很大。面对这种情况,亓伟根据全局的需要,以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精神投入了修复小宝鼎煤矿的战斗。为了解决井下通风问题,亓伟与一些老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多次下井观察,在合适的地方开了几个小口,实行自然通风;没有风镐、电钻,就用钢钎加大锤来开掘;没有机电运输设备,就用简易轨道和手推车运输,经过二十八个昼夜的奋战,修复了矿井,出了工程煤,到1965年2月25日,已掘进主平硐280米,回风巷250米,绞车道350米,铺设轨道700米,形成采区。1965年3月1日,正式出煤,日产原煤90吨,保证了渡口发电厂投产用煤。看到渡口通上了电,亓伟比谁都要高兴。 

 

  随着宝鼎矿区建设的不断推进,来自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建设大军开进了宝鼎矿区,几千人的吃饭问题,住房问题,一起压在了亓伟的肩上。那时,路不通、水不通,电不通,职工们都住的是四周和房盖都透风的“五风楼”,睡的是用树干捆扎的杠杆床,喝的是从摩梭河端上来的泥浆水。再加上高温和蚊子叮咬,不少人染上疾病,上吐下泻,鼻血不止。生活问题,严重威胁着建设队伍。
  队伍没有基本的生活条件,怎么能站住脚呢!
  矿区党委详细研究了具体实施方案,分兵把口,把“三通一住”当做一项战略性任务来完成。“三通一住”大会战就在亓伟的发动下开始了!
  修路没有机械,就用钢钎铁镐劈山开石、建房没有木材,就上山砍树、没有砖,就搞“干打垒”,和水泥没有水,就到金沙江一担一担的挑、没有瓦,就上山割草,一个个干的热火朝天。
  亓伟最欣赏那些能吃苦耐劳、敢闯难关的人。当得知矿区成立了一只“花木兰”割草班的事后,他非常高兴。
“花木兰”班是由彝、傣、纳西等民族的12个16岁至20岁的姑娘组成,她们提出把盖房用的草全包下来。于是带上豆腐乳、冷馒头,上山割草。第一天每人只能割30多公斤,回到住地腰酸背痛,有的低声哭泣。亓伟知道后把班长李祥志找来问,在得知是姑娘们想妈才哭的时候,亓伟建议开个想妈妈的会。会上,大家谈了对妈妈的回忆。亓伟也谈了自己离家想父母的体会。并说:“我希望你们在想念自己的母亲时,更多地想想祖国这个伟大的母亲,想想怎样使她富强,想想怎样为她做贡献。“花木兰”班的姑娘听了亓伟的话后大受鼓舞,每天天没亮就上山,中午不归,渴了就喝口山泉水,饿了就啃口干馒头,一直到天黑才下山,而亓伟也总会在路边等待着姑娘们的归来。
  姑娘们一直坚持割了一年茅草,保证了7000多平方米房屋用草。从1964年到1965年春,全矿区修建“干打垒”宿舍、办公室、食堂共53栋约2万多平方米,还在16个片区25个点盖席棚子6万多平方米。顺利的完成“三通一住”会战。班长李祥志被评为市劳动模范,成为全市著名的“六金花”之一,“花木兰”班也被矿区党委称为英雄集体。亓伟的关怀,一直伴随着12位姑娘,时刻激励着她们。
  建设初期,矿区蔬菜供应不上,工人们都吃的是盐拌饭,菜也只有粉条、海带等一些干货,蔬菜极度缺乏。为了解决蔬菜供应的问题,亓伟号召大家利用业余时间,房前屋后种上蔬菜。
 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,刚刚提出这个意见后遭到很多同志的反对,意见不统一。但是亓伟同志坚持利用工余时间,在自己宿舍外面开垦了一片小菜园,早上洗脸、晚上洗脚剩下的水就用来浇菜,一水三用,水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,没多久,亓伟房前的绿叶就郁郁葱葱的很是扎眼。
  看着亓书记的蔬菜快要成熟了,大家也纷纷在矿区附近开荒种地,就在这个时候,有八名家属妇女带头用镐头刨地种菜,一下子掀起了矿区职工家属开荒种菜的高潮,后来就有了“八把镐头种菜起家”的先进事迹,并受到了市里的好评。种菜的头就算是开起来了,虽然不能全部解决几千人的吃菜问题,但是总算可以在碗里看到绿油油的青菜了。从此,亓伟相继集结了部分职工家属,为矿区种植蔬菜106亩,逐步解决矿区吃菜难的问题。
  因为不通水,当时矿区同志洗澡很困难,几天都洗不了一次热水澡,有时候到了星期天,工人们就拿着脏衣服到摩梭河沟里,一边洗衣服,一边洗澡。后来亓伟想了个办法,用茶炉子烧成热水,倒在矿车里面,周围用席子围上,然后大家轮流到那里面洗澡,这个办法还算解决了洗澡难的问题。
  亓伟还特别关心职工的生活,为了减少几百名职工在食堂排队打饭的时间,他要求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,领导干部不准搞特殊,不准在食堂吃小灶要先在厨房帮厨,等到工人都打完了饭,领导干部再打。
  按理说,亓伟那么大的一个干部,年纪那么大了、而且身体又不好开个小灶是合乎常理的。可是亓伟不怎么想,有一次食堂看他身体不好,给他弄了个肉菜,让他拒绝了不说,还批评了食堂的工作人员。他说:“群众没肉吃,你给我吃这是脱离群众。”因为他说过干部不能脱离群众,和群众越近越好,要和群众打成一片。通过这些事情,使得干部群众之间关系非常融洽,大家都非常敬佩这位老书记,都亲切称他为“贴心书记”。
  亓伟不仅仅是在矿区的威望高,就连附近商业系统的职工,也非常敬服他。因为他对他们很关心,尽管不是一个系统,他们有什么困难,亓伟有求必应,能办到的都尽力帮忙。
  那时候亓伟经常下基层,如果在路上碰到了背背篓的送货人员,他就喊司机把车停下来,把背筐放到车后面,带上他们一程,有的时候不顺路,他就直接把车让给他们坐,而自己下车走路。
  宝鼎商场的一位叫宋明轩的女职工,就是当时“背篓商店”的一名售货员,亓伟书记的精神深深的打动他,每次她送货到矿区总要为矿区的职工干点力所能及的活,有时帮病房洗床单,有时就帮职工收拾宿舍。她说:“我要向亓伟老书记学习,学习他一心为群众服务的精神”。
  那一段时间宝鼎矿区滴雨未落,当地农民田地里农作物严重缺水,再不下雨农作物将面临枯死,辛苦忙碌一年的成果将付之流水。为了帮助农民渡过难关,亓伟把矿区井下水,开成水沟给农民浇地用来抗旱,庄家绿了,当地的农民与亓伟感情更加深厚了。
  煤炭系统、商业系统、当地农民,二十多个民族和睦相处,犹如一个和谐的大家庭,为宝鼎矿区又好又快建设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。

  太平煤矿是宝鼎矿区建设的第一对矿井,设计能力为年产75万吨原煤,1965年6月破土动工。这个矿主副平硐相距3000多米。如何加速太平煤矿的建设,对于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。加速太平矿主副平硐贯通时间,便成为矿区的首要任务。
  在这紧张的时刻,亓伟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调度室去了解各班的进道情况,为了加快工程进度,他反复召集工程技术人员研究施工方案,在井下又向老工人征求各种意见。经过多方面调查研究和反复测算,他在党委会上提出了从两头往中间掘进贯通的方案。
  他到现场指挥,和工人一起打眼放炮,有时一干就是10多个小时。当副井掘至300米时遇见罕见的断层涌水,水量之大可以把钻眼里的钎子冲出来,把人冲倒,但是他同工人顶着淋头水打眼、放炮、铺轨。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井下潮湿的环境,年过半百的亓伟身体逐渐垮了下来,痔瘘病越来越严重,剧烈的疼痛经常使他站立不住,行路困难。大家劝他回去休息,他说:“一个党的干部不能在群众艰苦奋斗时,自己躺在床上休息。”
  亓伟对职工和群众是平易近人,没有一点厅级干部的架子,而对于干部他确非常严格。1965年,太平煤矿发大水,河边的水灌到了井下,在这个时候全体干部职工齐心抗洪,当时亓伟就发现有一位领导干部没有在这个工地上,他非常气愤。第二天找到哪位干部后严厉的批评:“你昨天到什么地方去了,你这是临阵脱逃,洪灾来了,作为一名领导干部,你就应该坐镇指挥,你怎么就走了呢”。这件事发生以后,亓伟是大会说、小会说,一再强调干部要以身作则做表率。
  深夜,劳累一天的工人们都睡了,但是亓伟每晚都会来到工人宿舍,给蹬翻了被子的小伙子们掖好被角。他的这一举动,被躲在被窝里的一个小伙子全部都看在眼里。他叫戴世森,是第六十一工程处掘进班班长。他在被窝里假装睡觉一直没有出声,而眼泪却一滴一滴地打湿了枕头。老书记啊!老书记!您心里想的都是大伙儿,就是没有想到自己。我戴世森一定要干出个样来,报答您的一片深情。
  从此他下定决心要好好干,报答亓伟的一片深情,后来戴世森拉开了太平煤矿的劳动竞赛序幕。火热的劳动竞赛给太平矿主副井贯通工程注入了巨大的活力,井下的工人都在你追我赶,取得全岩大巷单孔月进尺226米的好成绩, 38天就开拓全岩大巷575米,主副井顺利的贯通,腰线误差不到10厘米,中线误差几乎是零,工程质量达到全优,受到煤炭工业部的通报表扬。
戴世森在这场贯通战中立了功,被渡口建设指挥部命名“八闯将”之一。经过4年零4个月的施工,太平煤矿完成总进尺25733米,形成3个半采区,11个工作面,于1969年10月1日建成投产。
  建设初期,因为不通火车,生活物资与建设物资非常缺乏,为了保证建设顺利推进,亓伟号召大家从小事做起,搞好节约。
  亓伟在基层检查的时候无意中看见一个锅炉工烧开水,烧了几块井下工程用的木头,便赶忙上前制止“这是工程用的木料,你不能动,你不能烧。”
  锅炉工人拿起一块木头说:“这个是废木料,没问题啊!”
  “虽然是废料,但是还可以打成木楔在井下搭梁子塞顶用啊。”说完亓伟便回了指挥部。
  大家都以为此事就这样了结了,下来以后亓伟却追查了锅炉工的领导,并进行通报批评。
  有一次,渡口指挥部组织干部去开会,临走的时候正好碰上停电,有一位干部就忘记了关照明开关。他走了之后办公室就锁了起来,开了两天会,回来后,亓伟就发现哪位干部的办公室灯亮着。门是关着的,灯却一直亮着,亓伟就批评了他:“这两天要浪费多少度电啊,你想过没有”。最开始那位干部还觉得很委屈,说是停电了,忘记了。但是亓伟却说,你可以把钥匙给工作人员,这样来电了可以及时关上。
  亓伟时时刻刻要求广大干部要勤俭节约,越是困难时期,越要节约生产。
  在指挥部附近有一个浴池,大家参观这个浴池,发现“浴池”这两个字是用水泥刻上的,当时亓伟知道了就批评这个事情,他说:“水泥从成都运到这里多远,一斤水泥的价格超过一斤白面,你们没考虑,弄个牌牌写上浴池两个字,为什么要用水泥呢。”
  管理浴池的干部说:“这个是经过领导批准的啊,是经过了副指挥长亲自批的啊”。
  “谁批的也不行,一点一滴的节约必须成风,那得装在心里脑子里才行。”亓伟“节约”意识的思想,很快被大家所认同,一时间在整个宝鼎矿区掀起了节约光荣,浪费可耻的热潮。 

  正当宝鼎矿区的开发建设初见成效,亓伟也在思考如何进一步开拓矿区发展建设的时候,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
  有一天,像平常一样,亓伟和几名同志从市里开会回来,一下轮渡就被“造反派”驾着两个膀子带上车,拉到了当时的指挥部摩梭河去了。从那之后他被罢了官,戴上了“走资派”、“投敌叛变分子”的帽子,遭受残酷斗争。远在昆明的妻子也被关进了牛棚,14岁的女儿被撵到了边疆落户,13岁的女儿被弄去农场劳动,小儿子因为是“走资派”的“狗崽子”,被打掉了门牙。
  亓伟虽受尽折磨,但信念始终没有变。心里想的还是矿区的建设,还是想着矿区的职工群众。宝鼎矿区1968年成立了革委会 后,亓伟见矿区生产总上不去,便找到军代表恳求说:“攀枝花建设不能缺煤啊,给我工作吧,让我领个采煤队也行,如果需要批斗我,只要捎个信,我不会迟到的。”
  在亓伟的一再恳求下,矿区领导才答应了他的要求。亓伟白天下现场指挥战斗,和工人们一起抡大锤,回来继续接受批斗。
  1970年,批斗四年的亓伟终于获得了解放,重新又走上了领导岗位。1971年9月,亓伟在煤炭指挥部第一次党代会上,当选为指挥部党委副书记。听说亓伟解放的消息后,他的家人迫不及待的来到宝鼎矿区看望。刚一见到父亲,他的女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  经过那场人间炼狱,亓伟被折磨的都变了形,变得非常瘦、背也驼了、走路已经很慢了,完全跟女儿印象中的父亲变了个样。父女俩抱在一起哭成了泪人。
  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之后,亓伟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,但是他的精神没有垮,老八路的革命坚强意志一直支撑着他。
1969年12月,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下达了攀钢1970年7月1日出铁,向建党49周年献礼的命令。此时攀枝花出铁正面临一项困难,因为缺少炼铁用的气肥煤,始终没有成功,而距离“七一”只有几个月的时间,非常紧急。根据资料记载,当时只有龙洞片区藏有气肥煤。龙洞是个尚未开发的地区,属于荒山一片。
开发龙洞矿让谁去?此时,亓伟向矿区党委提出:“我去打这个先锋战”。
  1970年3月,亓伟来到了龙洞煤矿现场,为了早日拿下龙洞矿,保证“七一”之前出铁,亓伟不要命似的盯在龙洞,好像要一口气把文革期间的欠账全部都补回来。身体支撑不住了就到医院打一针,回来继续下现场。
  有人劝他说:“老书记,身体健康是革命的本钱啊”。
  而他却有另一种看法,他说:“我知道,我多活一天能给党的事业多干一份工作,最有价值,多活一年,没有为党多干一点工作,毫无价值,只要龙洞气肥煤早出,我提前一年半年死都无所谓的,他说人谁不死啊,我死了就要埋在宝鼎山,我天天可以看到出铁出钢,我终身为出铁出钢而奋斗,我死之后天天看出铁出钢而自豪,因为那里面有我的一份贡献。”
  在亓伟同志的带领下,在矿区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,宝鼎矿区连续打了两场漂亮的胜仗,龙洞矿十天进道150米,经过75天的艰苦奋战,达到了日产原煤300吨的生产能力。继续奋战到105天,基本上建成了年产原煤21万吨的龙洞煤矿。龙洞矿初战告捷,亓伟又马不停蹄地于这年7月投入年产90万吨的大宝顶矿建井会战,他带领10个掘进队,拉开13个施工面,组织劳动竞赛,仅十个月全部工程已完成了一大半,为确保攀枝花“七一”出铁作出了重大贡献。 

  月有阴晴圆缺,人有祸兮旦福。繁重的工作拖跨了亓伟的身体,1971年5月,正当矿区建设蓬勃发展的时候,癌症把这位年过半百为革命忘我工作的老领导缠住了。
  一天,在施工现场亓伟突然病倒,送到医院后,医院诊断为食道癌而且已经进入晚期。
  为了治好亓伟的病,矿区党委立即派人护送他到北京治疗。在去北京的途中,经过亓伟昆明的家,这正好给了亓伟一次难得的探家机会。
  六年了,这是亓伟来到攀枝花以后第一次回家和家人团聚,也正是因为有了重病后一家人才又聚到了一起。对于家庭和子女而言,亓伟的心里只有愧疚,因为他为家庭付出的太少、太少!
  回到久别的家里,回归到熟悉而又陌生的妻子、儿女身边,亓伟沉默了。看着儿子女儿渐渐长大,而自己却未能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,现在又是癌症缠身,对家庭的眷恋、对妻儿的不舍顿时涌上心头,铁骨铮铮的老革命、老红军,在战场抛头颅洒热血的硬汉子,此刻,也留下了心酸的泪水。几十年来,只有这一刻亓伟才真正的属于他的妻子,才是孩子的父亲。
  次日,妻子陪伴他去北京做了肿瘤切除手术。手术后,医生叮嘱亓伟的妻子,要好好照顾他,如果休息的好的话还能维持8个月的生命。
  亓伟也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,从北京回到昆明后。大家都劝亓伟好好休养,还为他安排了去安宁温泉疗养,但都被亓伟拒绝了。
  此时,亓伟想的是回到攀枝花,重新投入到宝鼎的建设中,因为宝鼎的建设还没有完成,现在他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,只要活着一天,他就要争取多一天为宝鼎矿区的建设出力。
  亓伟对妻子说:“书兰,我得回渡口去。”陈书兰知道他从来就是说到做到。第二天下雨,妻子准备要个车送他,但被他拒绝了,带着重病又回到矿区,站在宝鼎矿区的土地上,亓伟才感觉到心里踏实了许多。
  亓伟回到了宝鼎矿区,矿区一个医生问他,有病为什么不在家休息。他说:“你应该知道,我的时间不多了,所以我要回来。我还要动员家里人都来,学习老愚公嘛,愚公子子孙孙挖山不止,我也要教育子孙,建设宝鼎山。”于是,亓伟提起笔给妻子陈书兰写下了一封不平常的家书。。。。。。。
  不到三个月,妻儿从昆明迁到了攀枝花。重新见到了妻儿,亓伟的病一下好了许多,身体刚有所好转的他就跑到指挥部要求工作,党委领导经不住他三番五次的恳求。
  矿区党委同医生商量后,只好和他立下了半天工作,半天休息的约定。重新回到岗位后,他又象往常那样,拄着棍子,不分白天黑夜的下基层,听汇报,研究工作。由于操劳过度,病情一天天加重,亓伟只得再一次住进医院。
无论走到哪里,亓伟只要是发现了问题,他都会想着为群众解决困难。住院期间,他发现医生上班没办法带孩子,便跟医院讨论,能否解决孩子的入托的问题。
  亓伟的病情日益恶化,癌细胞扩散到肺部,咳嗽不止,经检查,发现三分之二肺叶区充满了癌细胞,已到了生命最后时刻。就在他生命垂危之际,他还语重心长地嘱咐内科主任:要带好青年人,要实行医护结合,培养医护人才,解决矿区职工就医难的问题。
  亓伟病危,医院门口很多职工群众,拿着鸡 鸡蛋 卤肉等等想进去,说哪怕看上亓书记一眼,我们也放心了。
矿区的职工群众争先恐后的涌入医院,都想多看两眼这位人民的好书记。
  在弥留之际,他还拉着矿区党委领导的手询问建设情况,依然对矿区的建设念念不忘。
  1972年3月26日凌晨,亓书记在宝鼎矿区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,他带着对宝鼎建设、对矿区群众、对妻子、儿女的深深眷恋,永远的离开了我们,终年不满61岁。
  亓伟逝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宝鼎矿区、传遍了整个渡口市,巍巍的宝鼎山为之默哀,滔滔的金沙江为之呜咽,整个宝鼎矿区沉侵在哀伤之中。。。。。。
  出殡那天,十名矿工用双手将亓伟同志的灵柩高高托起,他们不用木杠,是用一个颗对亓伟崇高的敬仰之心,将他的精神永远在宝鼎矿区高高举起。
  根据亓伟生前的遗嘱:“活着建设宝鼎山,死了埋在宝鼎山。”矿区人民将亓伟安葬在宝鼎山最高的那座山峰上,他一直矗立在山顶,看着攀枝花出煤、出铁、出钢。
  亓伟书记走了,但他把建设宝鼎的精神留给了子孙后代,“创业、求实、开拓、奉献”的宝鼎精神在矿区一代一代不断的传承!
  是啊!宝鼎有幸埋忠骨,百年精神代代传,亓伟书记虽然走了,但是他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,丰碑似的屹立在矿区人民的心中,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宝鼎建设者为建设攀煤,发展攀煤而努力奋斗。

 

 

 
 
  责任编辑:李智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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